周晓林教授领导的神经经济学实验室致力于决策、社会性决策、和社会认知神经基础方面的研究。神经经济学关注人类大脑如何进行经济和社会性比较、如何计算效益和价值、如何评价决策的结果、如何加工社会信息、如何决定是背叛还是合作等等问题。我们采用神经科学的技术方法，从认知、情感、行为与神经系统等层面，研究趣味横陈的社会现象与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既包括对社会认知的假设验证，也包括对古老问题的重新诠释。
研究方法
计算机行为实验
脑电实验
功能性核磁共振实验
研究内容
决策过程(Decision Making)
根据情境的不确定性程度，决策可分为风险决策（risk decision-making）和模糊决策（ambiguity decision-making）两类。风险决策是指该决策所导致的结果的概率已知，而模糊决策则是该概率为未知。概率信息模糊情景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经济、社会、政治以及个人在决策时，外显的概率信息是不可知的，而此时由博弈论来决定的理性决策的可信度也极大地降低，所以我们也将这样的博弈称为模糊博弈。在这个情况下，人们通常是更倾向于选择已知概率博弈，即表现出模糊回避现象。我们关注于个体在风险、模糊、危机、及社会情境下做出决策的神经机制。
结果评价（Outcome Evaluation）
近年来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一个研究热点是关于人类如何通过学习去获取奖赏和避免惩罚，其中广泛采用的一种研究范式是结果评价。人们可以从外界的反馈刺激中获得自身反应是否恰当或正确的相关信息。个体快速准确的评估反馈信息的效价，并以此修正之前的错误，调控之后的行为，这对于人类的行为活动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以往的脑电研究多局限于一般认知领域，但对高级的社会认知情境下的结果评价（如，现实反馈提示社会性判断错误的情境下）的脑机制研究甚少。而在实验范式上，以往研究多运用外显的直接反馈范式，如简单的赌博任务，时间估计任务等，实验在被试反应后给出输赢或对错的直接结果。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反馈信息的呈现多是内隐的，间接的，需要进一步对结果进行额外的评价加工来获得。另外，研究社会情境下的内隐反馈及其神经机制，具有更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我们关注了人际关系距离、从众性、社会性判断等对结果评价的调节机制。
公平(Fairness)
公平（fairness）是人类追求理想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价值取向。我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以“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为追求目的。公平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原则，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社会权利关系的道义追求。它是围绕尊重和实现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而形成的一个多维的社会范畴，主要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分配公平(distributive fairness)也被视为结果公平，是人们评判社会公平程度的最直接的和主要的依据，因而成为社会公平的具体标准和归宿。我们关注于情境、认知、情绪等因素对公平偏好的调节机制。
合作(Cooperation)
人类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在亲缘和非亲缘群体中进行规模或大或小的合作活动，即个体或群体之间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协同活动，促使某种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的结果得以实现。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并给出了自然选择的解释，今天的科学家希望能让合作的解释更加深入，并且希望能够回答合作是如何产生的。2005年7月1日，美国《科学》杂志为纪念创刊125周年，发布了科学家们总结出的125个迄今还不能很好回答的问题，其中，重中之重的25个问题之一就是关于合作行为的机制。我们关注于影响个体合作决策的因素、认知加工与情绪调节机制，以期促进人类的合作行为。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近大远小”、“当局者迷”、“横看成岭侧成峰”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说法，用以说明同一件事情或物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会有不同的感受。那么，当决策者面对本质相同，但表述方式不同的问题时，会不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呢？早在三十多年前，Kahneman和Tversky等研究者便通过亚洲疾病问题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与理性人的假说不同，当同样的问题用不同的方式表述时，决策者会表现出不同的选择偏向，即决策行为会受到问题描述方式的影响，这样现象被称作“框架效应”。我们关注于框架效应如何影响个体的决策。
社会比较 (Social Comparison)
人们处于一种比较性的社会生活环境中，通过与他人进行适当的比较以合理的估计自身的能力、态度、智力等，对人类的进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关注社会比较如何影响与调节人们的奖赏加工，社会比较效应的大脑加工机制等。
